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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志:清末至民国乐安社会和政治经济状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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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tune 发表于 2017-12-21 23:02:1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,由于外国列强的侵入,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,英、法等帝国主义列强,强迫清政府签订《天津条约》,开放九江、汉口等十处通商口岸,帝国主义势力以此为据点,加速向江西内地渗透。外国资本家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,其中尤以鸦片为大宗,由此流毒乐安城乡。

乐安境内几乎无工业可言,手工业夏布织造和造纸相对兴盛。据光绪三十年(1904)乐安知县钱志铭报称:“该县出产夏布,年约四至五万匹,多系外商前来远至芜湖、镇江销售。”县境中部与南部的市镇和农村,有专业机房60余所和许多个体织机。县城、牛田、招携等集镇的大商号和外来客商都专业经营夏布和苎麻运销业务,撕制麻丝是当地家庭妇女的日常劳作和主要副业收入。但因制造工艺落后,质量难以提高,加上外国进口的洋布冲销,市场逐渐萎缩,到1935年“乐安夏布年产三万匹,运销县外二万匹。”造纸在乐安历史悠久。相传宋绍兴年间一名福建宁化籍造纸师傅,到乐安招携山区开棚造纸,并传授技术给当地群众,此后产量和质量均有所提高,长期以来,招携出产的毛边纸,每刀边缘都盖有“宁化”二字印章,既是对他的纪念,也是商标的款识。光绪年间,招携、坪溪、严杭、金竹等山区竹林中,造纸棚有四五十所,工人五六百人,年产毛边纸四五千担(每担16刀,每刀196张)。

清廷为支付战争赔款,加重赋税,大肆搜刮民财。同治二年(1863)乐安县征收地丁钱粮银39353两,征收房契税、牛税、牙税、茶课税、纸价税等94两,合计39447两。这一时期乐安实有人口227670丁,人均负担钱粮税赋1.73两。咸丰六年(1856)至同治三年(1864)近十年间,太平军与清军鏖战于乐安一带,兵灾战乱连年不断,且双方都向百姓“借饷”征粮。地方官府更借“剿贼”之名横征暴敛以肥私。境内除田赋、丁赋外,官府摊派还有措捐、借捐、亩捐、米捐、船捐、堤捐等20余种。宣统二年(1910),乐安遭受水旱灾害,粮收减半,而官府不恤民困,催赋仍急似往年。投诉无门的三都、四都民众组织“约亭会”,涌进县城示威请愿,要求开放义仓赈济灾民,却遭到军警的镇压。
        
北洋军阀统治时期,军阀连年混战,抓兵拉伕;官府卖官鬻爵,派款要粮;地主豪绅从中渔利,以致城乡鸡犬不宁,民不聊生。其时,苛捐杂税名目繁多,花样翻新。北伐战争前,“军阀对人民的迫害,最显著的是横征暴敛与纵兵祸民。”战争经费“除依赖借外债与各华商银行贷款外,即向民间榨取。如增加田赋,发行‘军票’(军用纸币),抽取厘金、赌税、娱乐税、鸦片税等苛捐杂税。”民众负担逐年加重。

封建压迫非常残酷。如流坑村的董姓祠堂设有祖长、族长、年长、学长、贤长等,一切事情都由“五长”作主。族中有私设的吊、打、罚款、削谱以至处死的处罚,来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,故有“官法不如族法”之说。

乐安在大革命前,文化教育非常落后。北洋政府统治时期,全县仅有县立高等小学一所,学生只有百余人。另外,水南的罗宿小学、戴坊的培基小学和一些私塾,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开办的,学生也是富家子弟,工农子弟没有读书的机会,因此,全县90%以上人口为文盲。

妇女受封建压迫最深,社会地位更加低下。她们除受到封建的政权、族权、神权压迫外,还要受夫权压迫。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,妇女在婚姻方面完全失去自由,她们遵从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,尤其是各村触目所见的贞节牌坊,使多少妇女断送了宝贵的青春和年华。

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地方绅权,民国时期仍然统治着乐安的区、乡政权,左右着县政,派系纷争愈演愈烈。县级政权的主宰者,本应上级任命的县知事(县长),但为了政令顺利推行,都要拉拢地方士绅。官绅互相依赖,互相利用,欺压百姓,鱼肉乡民。

民国初年,设立的乐安县议会,由21人组成,大多为知名县绅,或前清遗老,如县城邹令修(清末举人,民国初任劝学所长)、游乃安(贡生,县团总)、黄馨山(清末秀才)、游倬章(贡生,民国初任省议员)、詹卜协(贡生,县团总);山砀的康怀萱(举人,民国初省议员);戴坊的杨怀芳(举人,县团总);流坑的董连三(贡生,县议员);水南的丁蜚翰(贡生,县议员);带陂的邹希孟(邑庠生)等。1926年后知名的士绅有:一区陈叔卿(东川)、李香池(四都排)、詹信斋(鳌溪);二区谭味腴(招携)、张利南(金竹)、曾日三(望仙);三区王兆麟(湖坪)、王民盘(湖坪)、彭少篯(罗陂)、丁佑才(水南);四区黄继安(沙罗坪)、杨士髫(东堆 );五区康作群(山砀)、康拱臣(山砀)、游作云(公溪)等,他们不但控制区、乡政权,而且左右县政。其中尤以王兆麟最为专横跋扈,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他利用所掌握的地主武装,疯狂地镇压苏区革命人民。

民国期间,由于各派势力勾心斗角,尔虞我诈,争权夺利,以致社会长期混乱,百姓不得安宁。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安的状况下,经济状况每况愈下。劳动人民在国民党统治和豪绅地主的重重压迫之下,丧失了土地和生产资料,大多贫苦农民主要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。

乐安的土地私有制达到惊人的地步,真所谓“富者田连阡陌,贫者无立锥之地”。以罗陂乡的罗田村为例:全村132户,其中地主3户,富农5户,贫雇农124户;共有土地面积246亩,其中地主占有土地147亩,占59.8%;富农占有土地25.7亩,占10.4%,贫农占有土地43.2亩,占17.6%;此外,公堂(实际上也是地主阶级掌控的田产)占有土地30亩,占12.2%。由此可见,仅占人口2.3%地主,却占有全村土地近60%,加上他们所掌握的祠堂公产田在内,则达到72%。又如湖坪高屋下村,全村88户,有土地975亩,其中大地主王考祥有土地450亩,全占村土地总数的45%;其他中小地主有土地150亩,占15.4%;公堂寺庙有土地293亩,占30%;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占有土地不到10%。

地主阶级以地租、高利贷、雇工等手段残酷地剥削贫苦农民:

地租剥削。地主把占有的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,索取高额地租。地租根据地质优劣分三个等级:地质较差的四六分成,即佃户得六成,地主得四成;中等的对半分成,较好的倒四六分成。同时苛刻佃户半年要追加地租,歉收年按正常年景交纳。

雇工剥削。地主占有大部分耕地,专门雇工耕种土地,残酷剥削贫苦农民。雇工剥削方式多种多样。一是雇青少年为牧童,担负放牛、砍柴,只给饭吃,不给工钱;二是辅作(指初学种田的青年农民),只给吃饭穿衣,不给工钱;三是掌作(整劳动力),雇主与雇工协议,每年多少担稻谷或银元。一般稻谷不超过10担,银元一般是十七八块,最多不超过30块,规定雇工每年元宵节后上工,腊月三十日下工。长工每人要承担20亩左右的土地耕作,此外还要担水、砍柴、种菜等。每天劳动达到十多个小时。

高利贷剥削。地主、资本家的高利贷剥削分为两种形式:一种是放货币(银元)高利贷,俗称“生债”,即借一块银元,每月交利息2角或年利息2元;一种是实物(稻谷)高利贷俗称“生谷”,其利息每担谷6斗或1石不等。穷人借债一要有中人担保,二要有资产抵押,借债人如不能按期偿还所欠钱物,就要算花息,本上加息,息上加息。

杀“青苗”。每年春夏之交,青黄不接,地主、资本家当农民最困难的时候趁火打劫,乘机抬高粮价,剥削贫苦农民。如贫苦农民借一担谷,要折算银元3至4块;而地主、资本家向农民买禾花谷,每担谷最多不超过2块银元。贫苦农民买进或卖出,两头受剥削。
典押剥削。当贫苦农民在走投无路,借贷无门之时,不得不将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土地、房产或贵重物件等典押给地主、资本家。逾期无力赎回,抵押的土地、房产或实物即被没收。

贫苦农民不仅饱受地主、资本家的剥削压迫,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,压得穷人抬不起头。

乐安交通闭塞,除手工操作的夏布、毛边纸之外,没有现代工业。毛边纸生产资料绝大部分由地主恶霸占有。如招携港田的大地主资本家董毓斋拥有纸棚5个;大金竹一地共有10个纸棚,全属张利南所有。地主、资本家占有纸棚,剥削纸业工人,大发其财。而纸业生产工人的生活却苦不堪言。纸棚的生产方式落后,劳动强度大。每个纸棚一般雇佣十来个工人,他们从拂晓一直干到夜深,每天要制造出毛边纸10刀之多,价值10多块银元。而工人所得的报酬,多则100枚铜钱,少则70枚铜钱,自身的生活都难以维持。所以在纸业工人中流传有这样的歌谣:

“后生走纸棚,老来背竹筒;想起走棚真可怜,昼少歇来夜少眠;日里做工赚饭吃,夜里灯下赚工钱。”
“禾镰挂上壁,作田人冇饭吃”;
“衣衫破烂满身洞,帽子开花裙打结”;
“睡禾草,盖蓑衣,三十过年庙里棲”;
“穷人头上两把刀:租谷重、利钱高;穷人面前三条路:逃荒、上吊、坐监牢”……这些歌谣是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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