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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溪镇志(初稿)1986-201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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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tune 发表于 2018-1-20 12:21:40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概述
公溪镇,原名公陂,寓意“天下为公、包容涵养”。地处县境北部,东、北与崇仁县相连,南和湖溪乡接壤,西与山砀镇毗邻。辖区东西最大距离12千米,南北最大距离20千米,总面积145.5平方千米。镇政府驻地古城,距县城42千米,距抚州60千米。
2015年末,辖有公溪居民委员会和荷陂、公溪、莲塘、杨家、丁垅、乐家、陈家、芜头、武家、新居等10个村委会;下设1个居民小组和 121个村民小组。
2015年末镇域户籍总人口29261人,其中常住人口18221人。
2016年,公溪镇镇辖户籍户数7482户,户籍人口23104人。
全镇耕地面积17756.28亩,山林面积113240亩。
公溪河是域内最大的河流,自西南循势往东北而行,把镇域一分为二,西北侧多平地、小丘,东南侧多高山、深谷。
公溪境内,自然风光秀美,人文遗存丰厚。(详见附录6)
矿藏储量,以铀为最。
1986——2016年,这三十年间,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,公溪镇与国运相连,同样经历了脱胎换骨般变化,不论体制或是文化,不论物质或是精神,莫不如此,涉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基础建设等等各方各面。其中更夹杂着因国营大矿盛极而衰带来的区位巨变,以及由此激起的酸涩、失落与迷茫等社会心理——镇域人口由1986年的超过8万,降减到现在的不足2万;区位交通由原来的四方辐辏,演变为现在的日渐边缘。
革“故”鼎“新”,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。现代化新型农业取代传统农业;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;招商引资工业取代本土原生工业;国家财政专项资金补贴取代农业税赋征收;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取代社会统筹教育;全面小康取代部分社会保障;鼓励二胎生育取代只生一个好;新农村建设取代乡土民生凋敝;中国梦取代失落与迷茫社会心理;生态文明取代环境牺牲,等等。这些重大的时代嬗变与政策转换,无不在公溪这片土地上,落下印记,具体而微。
三十年,足以让孩童长成栋梁、让壮士步入暮年,但在古镇公溪的历史上,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。
亿万年前的地壳运动,赋予了公溪的“不凡”,一个冠甲全国的大矿藏,国赖以安,民赖以利。
南北朝时期,出了乡贤黄法氍,护国柱石,古城因此由一个无名山村辟为郡治,管辖数县,望重一时。
唐宋之际,国家失序,盗匪横行,朱司马在严陀山筑堑为寨,保境安民,七千余户得以周全。
宋元更替,神州陆沉,生灵涂炭,文物堕毁,而中华道统能够一缕不绝、传承有序,实在与吴澄隐居布水谷那几年,有莫大关系。融贯古今,会通天人,阐经释典,著书立说,存续学脉香火。故而三百年后,大儒黄宗羲著《明儒学案》,崇仁学案位列第一。
公溪古镇,其命维新,以“公”名世,护国利民,这是斯土之灵,斯民之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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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mutune 发表于 2018-1-20 12:25:10 | 显示全部楼层
一、政区概况
1.1地理位置
公溪镇,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,东经115°51′~115°58,北纬27°32′~27°42′。
镇域地处县境北部,东、北与崇仁县相连,南和湖溪乡接壤,西与山砀镇毗邻。辖区东西最大距离12千米,南北最大距离20千米,总面积145.5平方千米,其中陆地142.15平方千米,占97.7%,水域3.35平方千米,占2.3%。
镇政府驻地古城,距县城42千米(走抚八线省道,经戴坊镇),距抚州60千米。

1.2名称来历
公溪,又名功陂、功溪、公陂。宋元时期,名蓝陂,即今荷陂村巷里、王陂一带。元末明初,渐以功陂代之,应该是修陂建坝、赋名勒功之意。明末清初,始有功溪的称谓。清朝康乾之际,功陂墟在现今公溪河边兴起,与原址已有了四、五里的移隔。同治十年《乐安县志》,有二十九都公陂的记载。民国20年(公元1931年),改称公陂乡。1949年后,沿用公陂乡。1958年10月,更名公溪公社。1960年9月,更称公溪镇。1969年大洪灾后,公溪街西移一公里,到紧邻古城的山岗上,名称不变,老街废弃。(详见附录1《“公溪”地名源流考》)

1.3建制沿革

南北朝梁普通三年(522年)为巴山郡治,后扩为高州;隋开皇九年(589年)属崇仁县天授乡;南宋绍兴十九年(公元1149年)建县时划入乐安县管辖。
清代同治年间属天授(添授)乡尚善里(二十六都璜田、二十七都芜头)、甘泉里(二十九都公陂、三十都怀仁)。二十九都公陂所辖区域相当于今天的公溪村、荷陂村、新居村等地。
民国初年,因循未变。
民国15年(1926),北伐胜利后,乐安县成立五个区,并设有区署,区以下仍是原来的都图制,公陂属于北区。
民国15年,实行保甲制度,10户为甲,10甲为保,6-12保为联保,联保后来改为乡。公陂乡,与芜头乡、小陂乡、山砀乡、航桥乡、龚坊乡合属乐安县第五区。
民国34年(1945),抗战胜利后,全县5区建制缩为3区,公陂乡属龚坊区。
1949年9月15日,乐安县人民政府成立,同年10月建立了5个区人民政府,公陂为第五区,辖若干村人民政府。1950年6月村人民政府改成乡人民政府。
1952年,土地改革结束后,第五区辖16个乡(公陂、沙港、油溪、布水、窑上、莲塘、甘泉、芜头、小陂、荷陂、杏坊、龙义、山砀、口前、同江、航桥)。
1956年5月,还有一次调整。1958年,撤区并乡,公陂乡含公陂、乐家、芜头大部。
1958年11月9日,根据县委138号文件,公陂乡改为公溪公社,辖11个大队(日光、油溪、白云、邹家、布水、罗陂、莲塘、公陂、爱国、交湖、甘泉)。
1960年11月至1962年,公溪公社划为抚州地区县级直辖镇(注:辖区有所扩大)。
1963年2月,公溪镇划回乐安县管辖,恢复公社建制,
1964年,社队调整,公溪镇公社辖11个大队(公溪、荷陂、新居、莲塘、罗陂、丁垄、邹家、街上、乐家、武家、陈家)。
1969年,公溪河发大洪水,镇政府离开数百年公陂老街,迁到古城。
1984年6月,恢复乡镇建制,公溪镇辖11个村1个居委会(公溪、荷陂、新居、武家、陈家、莲塘、芜头、杨家、丁垄、邹家、乐家、公溪街居民委员会)。

1.4行政区划

2015年末,辖公溪居民委员会和荷陂、公溪、莲塘、杨家、丁垅、乐家、陈家、芜头、武家、新居10个村委会;下设1个居民小组和 121个村民小组。(详见附录2《公溪镇各行政村基本资料》)

1.5人口面积

2015年末辖区总人口29261人,其中全镇常住人口18221人;流动人口11040人;总人口中,男15668人,占53.5%,女13593人,占46.5%,18岁以下6171,占21.1%, 18-60岁18147人,占62%,60岁以上4943人,占16.9%。2011年人口出生率12.84‰,死亡率4.62%,人口自然增长率占8.22‰。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为202人。
2016年,公溪镇镇辖户籍户数7482户,户籍人口23104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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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mutune 发表于 2018-1-20 12:28:42 | 显示全部楼层
序:

一千年后,我们还能留下点什么?
让我们来看看一千年前留给现在的遗存——2014年,公溪镇荷陂村施工挖机掘出了一块墓碑,铭文记载这里就是公溪游氏始祖游铎公墓地,葬于公元968年,距今刚好千年。公溪境内数千游氏子孙因此做了一件事:募集巨资,修了一座陵园,建了一所祠堂。
是什么能让数千人群起响应,慷慨解囊?
力量源于他们对自身来历的追溯,对同根同源的认同。
这就是认同感,抟沙成泥,聚而为塔。
再问一句: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修陵建祠,而非其他呢?
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,也说不出个所以然,但心中就是认可这种做法。
这就是文明基因,代代相传,潜移默化。
认同感,文明基因,听着很玄,其实血溶于水,如影随形,就在身边。
造化轮回,有形之物,莫不湮毁,若是这世间真有所谓“不朽之盛业”,只能是无形的文明,千年之前如此,千年而后必定如此。
天覆地载,万物化育,一方水土一方人,生于斯,长于斯,始于斯,终于斯,如何能不识得她!认识她,就是认识我们自己。
一千年太久,过去的一百年,过去的三十年,已是沧海桑田,明明就是昨日的自己,却叫人不敢相认。回眸过往,坚信未来,这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。
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“乡村振兴战略”,真是顺应时势之举。乡土是文明之根,乡镇是巨人之踵,乡村振兴,首在认同。

这就是我们编写公溪镇志的皈依与主旨:体悟文明,发现自我,唤醒认同,振兴乡土。

国有史,方有志,家有谱。不过地方志里,郡县志多,乡镇志少,除了名乡巨镇,一般乡里,自古以来很少修志。这其中当然有人力、财力的原因,也跟传统的政制设定、官吏选任深切相关。
在成熟的传统政制管理中,县级以上主官一般是异地任用,甚至经常是跨省、跨地理、文化区域主政。因此,这些执政主官对政区社情民意的了解、熟悉,成为他们首先要面对的重要课题。象人丁、田亩、税赋、建置这类地方行政的重要课目,当然是有具体文档可查的。毛泽东的《寻乌调查》里就提到过这类情况:“管钱粮的 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,刘士辉、刘梅芳、黄少堂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,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,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。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,其余两人为户书。红军到城,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。”但对于一个有作为的地方主官来讲,光知道这些常规课目是远远不够的,风俗人情、氏族人物、古迹人文、历史掌故、制度沿革等等,都是值得深切关注和急需了解的,所以方志成为必读书。
元至正四年(公元1338年)县志序中,知县燮理溥化写到“既成,观其所录封畛之广狭,山川之远近,明宦之游历,文人之咏赞,与夫一民一物一言一行之有关世教者,靡不具载。考是邑之事迹,一寓目而尽得焉,益信郡县之不可无志也”。
明洪武十年(公元1377年)志,学训黄德民:“然自古有国家者,未有不以明版籍为先务。版籍不明,则山川之险易,户口之多寡,钱粮之盈缩,人物之贤否,风俗之厚薄,莫之或究,而何以为千万世继承之道?!”
明正德八年(公元1513年),乡贤陈言序:“郡邑之志,犹国之有史。其山川、风土、户口、贡赋、人物、名宦、忠孝节义之类,靡不登载,所以垂鉴戒而感人心,非泛然无关于世教者可拟,实为政之先务也。”
清康熙二年(公元1663年),知县杨之琳序:“志岂为文哉?贡赋因于物产,世道系乎风俗,而人物则士鉴攸存,名宦则官箴所警,沿革故迹,可以验古今之变;山川形势可以知险易之会,利有当兴,弊有当除,皆于志乎镜焉。”
同治十年(公元1871年),知县朱奎章序:“故自京畿直省以逮郡县皆有志,志固朝廷振励风教之书也。”
这种情况,甚而延续到了极近的新时代。1989年版《乐安县志》,乐安县人民政府县长钱家琪:“我们这部继同治十年后编纂的新县志,上溯千年,纵横百里,客观地反映了乐安县的历史全貌,不失为一部保存史料、推动生产、治理政务、繁荣文化的宝贵的乡土教材”

当然,编修方志,是国家统一、政治清明、繁荣昌盛的象征,同是也是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内在的信息需求,故此国家会不定期要求更新、重修,使得自唐宋以降,方志得以成体系地延续下来。
“肇基忝膺一命,未出都门,即知有勅修天下郡志之旨意”
———— 康熙十一年(公元1672年) 知县郭肇基
这种内在的需求,并不因政权的更迭,或政治制度、甚至社会制度的嬗代而中断。
1989年版《乐安县志》,中共乐安县委书记李耀南序:“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修志工作。早在1942年8月党中央就指示要收集县志、府志、省志加以研究。1956年又提出了重新编修地方志的任务。1958年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全国各地要修好地方志。周恩来同志也曾多次提倡整理和编修地方志。”

相对而言,乡、里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。自秦汉以至清末,国家行政机构的建制与财政收支的预算止于县级,乡里处于辅助行政的地位,而且更多是为了有效管理与税赋征收而做的区划。所以早期的乡里的编制、设定,非常简单,往往是以户为基本单位,按十进位累进而已。乡里管理主要依托乡绅、士族,既无固定的机构设置,也无正式的财政职给。因此,专门的乡、里志,除了乡绅士族基于个人爱好修志,政府基本上没有修志的冲动。
到了近代,特别是近一百年来,中国经历了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经济、社会的迅猛发展,基层社会发生了颠覆性变革,原有的乡里制度再也“罩”不住崭新的局面了,行政机构的触角不可避免地伸进了乡镇,政治的人民性凸显了出来。从都图制到乡村制,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,而是人性的觉醒,是乡土这个地域在觉醒。只有觉醒了的人、觉醒了的地域,才会在同样的地理空间里演绎出完全不一样的经济、社会形态,反过来讲,新的经济形态、社会形态,对人、对基层政治提出了新的要求。没有新的区域认同,这些新新人类为什么还会留在故地,并朝着某些有意义的方向共同努力呢?寻找区域认同的过程,就是一个反思、重新认识自身文化基因的过程。区域认同只有上升到文化认同的高度,才能激发团结的力量,真正做到聚沙成塔,创造出全新的世界、全新的未来。
当然,不能指望一部镇志完成如此大的时代使命,但这无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,因为这是时代的脉搏。
我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任务的挑战性,很可能不是自身能力足以胜任、完成的。好在现今处在超强的网络时代,从时间与空间上无限拓展了各类资源吸纳、参与的可能性,这无疑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编撰力量,个体的不足与局限不再是不可逾越的“天堑”。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,跨越时空的群体性编撰,容纳大众的多样性感验,必将成为新方志发展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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